空翻

去年好不容易買到曾經借出無回的《空翻》,開始看了之後,跟小小訂了兩本我不太看的作家村上春樹的兩本作品《地下鐵事件》以及《約束的場所》,同事大感訝異,問我幹嘛開始看村上春樹。這兩本作品,不是小說,是奧姆真理教地鐵殺人事件之後,村上所做的訪談集結而成的作品,一本訪受害者,一本則非常困難的找到真理教的信徒所做的訪談。

三本書,都是受奧姆真理教事件衝擊之後產生的作品,分別給我不同的思考。《空翻》是大江健三郎的小說,台灣沒有譯本,在小說裡,大江虛構一個宗教團體,最主要的兩個核心人物,一個稱之為師傅,一個稱之為嚮導。這個團體,在招募了廣大的信徒,並且因為組織後來變得相當龐大,內部產生了想以暴力改變社會的一派之時,師傅與嚮導見阻止不了,決定對外宣布,自己長久以來所宣稱的教義都是假的,由此解散了團體。

而小說寫的,不是前面這個歷程,而是解散了團體之後,師傅與嚮導所經歷的,如何「墮入地獄」並且必須得通過這個「空翻」的歷程,試圖歸返人間(倘若可以的話)。於是,從小說一開始,讀者便看見,所謂的信仰者,如何面對他人以及自我之間的辯證。奧姆的影子,也出現在這本小說裡,成為一種對映:可以說,有意識的組織者,如何看見先行者的路,戰戰兢兢地,也害怕自己走上那樣的路。

倘若,你不是緊扯著神經,一步一步都像走在深淵邊緣,那麼你所召喚的,與你一同加入抵抗的人,你要如何不使他們同你墮入深淵裡?

我像是在師傅身上,看見了作家的身影。如此龐大而憂傷,移動的每一吋都感受到了劇烈的痛楚。

而《地下鐵事件》則透過作家的訪問,一則一則讓讀者看見,這些來自不同地區,因為上班之故通勤的受害者,每一個人在這個事件裡的前與後的人生。多多少少,都被改變了什麼,但對我來說,悲傷的是,事件發生之時,人們對於災難的缺少警覺心是普遍可見的,發生事件之時,缺少互助的狀況在許多人的訪問裡,都表達了共通的訝異,然而,事件之後,也看不見因為事件,人與人之間,產生了某種粘性。

亦即,災難性的事件,在村上的訪談裡,經過一年,許多人還處在身心需要恢復的情況之下,甚至,因為日本社會對於工作、勤奮印象的要求,很多人都急於恢復日常,無法考慮到,正是因為災難所擾亂的日常,它已經無法藉由過往的日常,回到常軌。

譬如,強迫自己搭地鐵上下班,強迫自己忽視這個行為所帶來的嚴重不適。

《約束的場所》,像是進入另一個場景:宗教團體的信仰外緣。接受訪談的,自然並非是奧姆教的核心信徒,而是曾經接觸,並且有一定時間的人。從這些「邊緣」信徒的訪談裡,所看見的景象非常奇異,但對我來說,最大的衝擊在於,所謂的信仰的建立與破滅,都是來自於內心強大的建構,外部的事件,尤其是與自己生命沒有直接衝擊的事件,不見得能夠改變信仰。

這實在很神祕,究竟,是什麼原因,造成了人與人之間的連結、粘合或彼此看不見的狀態?正如同今日,發生在台灣的事件,我看見了,它讓分立於兩端的人們,在彼此的陣營裡,更為親密與堅定,但分立於兩邊的人,依舊無法溝通與對話。

那促成跨越的力量,究竟是什麼?我想起這三本書,想起了《空翻》裡,以身殉道的嚮導,以及毫不猶豫接受了殺害嚮導之人的師傅,想起了那些,以無數形式所施行的反抗與抵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