空翻與地下鐵事件

去年好不容易買到曾經借出無回的《空翻》，開始看了之後，跟小小訂了兩本我不太看的作家村上春樹的兩本作品《地下鐵事件》以及《約束的場所》，同事大感訝異，問我幹嘛開始看村上春樹。這兩本作品，不是小說，是奧姆真理教地鐵殺人事件之後，村上所做的訪談集結而成的作品，一本訪受害者，一本則非常困難的找到真理教的信徒所做的訪談。

三本書，都是受奧姆真理教事件衝擊之後產生的作品，分別給我不同的思考。《空翻》是大江健三郎的小說，台灣沒有譯本，在小說裡，大江虛構一個宗教團體，最主要的兩個核心人物，一個稱之為師傅，一個稱之為嚮導。這個團體，在招募了廣大的信徒，並且因為組織後來變得相當龐大，內部產生了想以暴力改變社會的一派之時，師傅與嚮導見阻止不了，決定對外宣布，自己長久以來所宣稱的教義都是假的，由此解散了團體。

而小說寫的，不是前面這個歷程，而是解散了團體之後，師傅與嚮導所經歷的，如何「墮入地獄」並且必須得通過這個「空翻」的歷程，試圖歸返人間（倘若可以的話）。於是，從小說一開始，讀者便看見，所謂的信仰者，如何面對他人以及自我之間的辯證。奧姆的影子，也出現在這本小說裡，成為一種對映：可以說，有意識的組織者，如何看見先行者的路，戰戰兢兢地，也害怕自己走上那樣的路。

倘若，你不是緊扯著神經，一步一步都像走在深淵邊緣，那麼你所召喚的，與你一同加入抵抗的人，你要如何不使他們同你墮入深淵裡？

我像是在師傅身上，看見了作家的身影。如此龐大而憂傷，移動的每一吋都感受到了劇烈的痛楚。

而《地下鐵事件》則透過作家的訪問，一則一則讓讀者看見，這些來自不同地區，因為上班之故通勤的受害者，每一個人在這個事件裡的前與後的人生。多多少少，都被改變了什麼，但對我來說，悲傷的是，事件發生之時，人們對於災難的缺少警覺心是普遍可見的，發生事件之時，缺少互助的狀況在許多人的訪問裡，都表達了共通的訝異，然而，事件之後，也看不見因為事件，人與人之間，產生了某種粘性。

亦即，災難性的事件，在村上的訪談裡，經過一年，許多人還處在身心需要恢復的情況之下，甚至，因為日本社會對於工作、勤奮印象的要求，很多人都急於恢復日常，無法考慮到，正是因為災難所擾亂的日常，它已經無法藉由過往的日常，回到常軌。

譬如，強迫自己搭地鐵上下班，強迫自己忽視這個行為所帶來的嚴重不適。

《約束的場所》，像是進入另一個場景：宗教團體的信仰外緣。接受訪談的，自然並非是奧姆教的核心信徒，而是曾經接觸，並且有一定時間的人。從這些「邊緣」信徒的訪談裡，所看見的景象非常奇異，但對我來說，最大的衝擊在於，所謂的信仰的建立與破滅，都是來自於內心強大的建構，外部的事件，尤其是與自己生命沒有直接衝擊的事件，不見得能夠改變信仰。

這實在很神祕，究竟，是什麼原因，造成了人與人之間的連結、粘合或彼此看不見的狀態？正如同今日，發生在台灣的事件，我看見了，它讓分立於兩端的人們，在彼此的陣營裡，更為親密與堅定，但分立於兩邊的人，依舊無法溝通與對話。

那促成跨越的力量，究竟是什麼？我想起這三本書，想起了《空翻》裡，以身殉道的嚮導，以及毫不猶豫接受了殺害嚮導之人的師傅，想起了那些，以無數形式所施行的反抗與抵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