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言:因慧真邀稿,希望書店主人談書。談現時尚有版本流通的書,是身為書店主人的日常事,但作為系列文稿(雖然不知道能寫到何時),我希望能夠將已經想了很多年的計畫執行——寫一系列的「遺忘之能夠有流通版面世,讓更多台灣的讀者,得以看見他們的存在。

主文:

幾年前在香港二手書店看到”Photographs by a Russian Writer Leonid Andreyev: An Undiscovered Portrait of Pre-Revolutionary Russia”一書,顧不得行李重量,毫不猶豫便將它買下。港幣80元,硬殼精裝本,Thames and Hudson,1989年出版。序言是由Leonid Andreyev的孫女Olga Andreyev Carlisle撰寫,她在一開頭便寫道:「當我三O年代在法國成長時,我的祖父,一九一九年溘死芬蘭的俄國流亡作家列昂尼德.安德列耶夫,已然被世人遺忘。」

Olga Andreyeva Carlisle, 1972
Olga Andreyeva Carlisle, 1972

Olga Carlisle在一九六O年代重返俄國(當時已是蘇聯),後來將這段歷程寫成” Under a New Sky: A Reunion with Russia”出版(1993)。從那裡她將索忍尼辛的手稿《第一層地獄》以及《古拉格群島》偷帶到美國,在她的丈夫Henry Carlisle的協助下,索忍尼辛的作品得以在美國翻譯、出版。Henry Carlisle曾在 美國Knopf出版社工作,為卡繆《薛西佛斯神話》一書的編輯。

Olga當然知道,一個作家被世人遺忘,不是什麼稀奇的事,尤其,在當時的蘇聯。審查制度的作用,不只是「審」一本書,有必要時,得完全抹除一個作家的存在。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,蘇聯崛起之後,陸續有好幾波的俄國作家作品,就此被掃入檔案匣裡,不得出版。列.安德列耶夫在一九O八年遠走芬蘭時,俄國的流亡潮還沒「真正」開始,不久之後,大批的作家、詩人、藝術創作者、思想家便開始向世界各地流散。他們的作品,要一直到一九五O年中期赫魯雪夫「解凍」之後,才會陸陸續續被自己國家的人民讀到。

列.安德列耶夫是屬於十九世紀末到廿世紀初被稱為「白銀作家」時期的作家。將近一百年後,我在莫斯科的課堂上讀到這一群作家的作品時,依舊非常震撼。中國大約從一九八O年代開始譯介這些作品,幾乎跟俄國讀者同步。不過,台灣由於戒嚴之故,未能趕上這一波的翻譯潮。解嚴之後二十多年,我們對於俄國文學的接觸面並未拓展太多,一方面是翻譯人才的侷限,另一方面則是缺乏系統性的引介。這一群「白銀時代」的作家,在台灣最知名的大概只有安娜.阿赫瑪托娃(Anna Akhmatova)——她在一九三O年代寫就的〈安魂曲〉(Requim,Реквием),一首獻給政治受難者的長詩,直到一九八七年才得以在蘇聯出版,台灣則是在人間出版社的《我會愛:阿赫馬托娃抒情詩選》裡有節譯。

這些「遲到」超過半世紀的作品,不只是那個時代的紀錄與回聲、不只是對裂變時期的俄國,也不僅是對世紀之交的混亂世界之回應,而是對未來人類存在的呼告與警示。

在蘇聯被冰封半世紀的白銀時代文學,豐富、多元、感傷、悲觀、頹廢,燦爛迸現的文學運動、流派,璀璨如繁星。不過,以當時的流派而言,列.安德列耶夫不曾屬於任何團體,也很難被劃歸在任何一個流派。但無論是作家本身,或者是他的作品,都不是因為平庸而被時代遺忘。即便沒有評論家的背書,每一個曾經被他的作品撼動的讀者或許都會有這樣的想法:這是一個走得太前,以至於脫隊了的作家。

初進入現代俄國文學史的學生,一定會讀到他的〈紅笑〉(Red Laugh,Красный Смех,1904)。對於我這個厭煩了舊俄寫實文學「說故事、說故事」主調的讀者來說,這部作品瞬即便打開了我對俄國文學的視野。接近中篇的作品〈紅笑〉通篇沒有具體的時間、地點、人物角色的姓名,以「斷片」序列為章節名稱,作品分為兩部,敘事者都是「我」,不同的「我」,前一部是哥哥,後一部是弟弟。情節在一開始就把讀者拉到行軍的場景,殘酷的、炎熱的、不知盡頭與時間的漫長時間的行軍。不過,不久之後你就會開始疑惑,這是,行軍,還是,俘虜?他們究竟是誰?

「我清楚地看出,這些在耀眼的陽光下不吭聲地行進的人,這些給疲乏和酷暑折磨得麻木了的、腳步歪斜、搖晃著身子、跌倒下來的人——都是些瘋人。他們不知道他是在往哪兒走去,他們不知道太陽這樣肆虐要圖什麼,他們什麼都不知道。」(〈紅笑〉,顧用中譯)

讀者被丟到一個瘋狂的戰場裡。那裡沒有推進的戰事、沒有敵方,沒有戰略沒有勝利,有的是無盡的疲憊、清不完的屍體……家,想家是一種奢侈的思維。戰爭如何將現存的一切意義抹除,我是在讀到〈紅笑〉之後,才感受那樣的殘酷。但在戰場上,死亡並不是最可怕的東西,「在這雙像鳥那樣圍著一圈橙黃色狹環的、烏黑無底的瞳仁裡,的確有著比死亡更甚、比死亡更恐怖的東西」。

人不為人。在這樣的戰場裡,有任何的希望與信念都是徒勞——即便,只是返家的渺小期望,在你得以從戰場返家之後,你也會知道,那比死亡更可怖的東西也跟著你一起回家了。他就盤踞在你的血液裡、腦袋裡、思想裡,無法驅逐。

〈紅笑〉並不是列.安德列耶夫最「恐怖」的作品。他的許多作品被後世研究者編入「心理小說」一列,皆涉及了人類在某種情境下,細膩而難解的心理層面運作,外部的情節要不是被淡化,就是乾脆被架空。像是早期的作品〈牆〉(The Wall,Стена,1901)一開頭就是「我和另外一個痲瘋病人小心翼翼地爬到了牆角下,我們抬起頭來往高處仰望,竟看不到牆冠。這牆直挺挺地平整地聳立著,把穹蒼劈成兩半。」(〈牆〉,靳戈譯)。牆是很鮮明的象徵,一眼就能明白,它隔絕富裕與苦難,公正與不義,痲瘋病人喊嚷著要將它推倒。假如只是寫到這裡,那就沒什麼好意外的,列.安德列耶夫會告訴你,這牆會吃人;他會告訴你,要推倒這牆是不可能的,你只能用屍體疊滿屍體,直到屍體滿過牆頭,才能看見牆的另一邊,你,願意加入我們嗎?

不管是牆、黑夜、風雪、物什,在列.安德列耶夫的作品中,都有可能成為吞噬人的活物。在人類奇異的心靈裡,所謂的現實,對他來說,不是眼睛所見的具象而已,而是透過心靈、思想折射的影像。

所謂的人類世界,所謂人類,即是相互欺瞞、滿覆瘋狂、不義、謊言與虛偽。

有些研究者認為安德列耶夫乃是循著杜斯妥也夫斯基的路途前行。不過,到安德列耶夫的時代,上帝已經被尼采消滅,你沒有上帝可以呼告、救贖。一九O三年出版的〈瓦西里.菲維伊斯基的ㄧ生〉(The Life of Vasily Fiveisky,Жизнь Василия Фивейского),講的是一個苦命神父,在遭受生命裡無數的重大苦難時,質疑上帝、質疑信仰,復而又質疑自己的信念不堅以遭致橫禍,最後決定投入虔誠的祈禱,卻被鄉里、信徒視為著魔,避之惟恐不及。故事在一個喪禮的儀式中達到恐怖的高潮,瓦西里神父對著已然腐爛、發出惡臭,即將封棺入殮的屍體說:「我對你說,起來!」

這句話不僅是讓故事裡的人們陷入驚恐,也讓故事外的讀者感到震驚。直到現在,闔上眼睛,我的腦海裡瞬即浮現那樣清晰、可怖的瘋人場景。我要如何解讀,當自我即上帝的世代,在一百年前就被作家所預示?

救贖與希望的光芒,在列.安德列耶夫的作品裡是沒有的。俄國評論家盧納察爾斯基(Anatoly Vasilyevich Lunacharsky ,Анато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Луначарский)一篇對安德列耶夫又貶又褒的文章裡,他提到「在列昂尼德.安德列耶夫的很多很多著作面前,幾乎全體俄國讀者都感到怵目驚心。當然,有時這種影響顯得飄渺虛無;有時震響的不是驚雷,而是折裂聲」(〈列昂尼德.安德列耶夫〉,劉濤譯)。現實的簾幕在心靈的癲狂下被撕裂、折斷,死亡不是結局,死亡是人的必然,在邁向死亡的路途上,無人得以安寧度日。

列.安德列耶夫,是俄國廿世紀交界的小說家裡,我最喜歡的其中一個。他常常讓我想到中國的作家余華,在他們的作品裡,總有大量的死亡。人的生命那麼微不足道,有若螻蟻,即便如此,人還是想要活的。在Andreyev中晚期的作品〈七個被絞死者的故事〉(The Seven Who Were Hanged,Рассказ о семи повышенных,1908)裡,政治犯莫霞,一個年輕嬌弱的美姑娘,跟殺人越貨的死刑犯雌茨岡諾克相偕走向絞刑架的那一幕:「地上滑,那位女性走得很當心,雙手習慣把裙子稍稍拎起點兒;那位男性則用力地挽著她的手臂,小心翼翼地一步步試探著路,把她領向死亡。」

風止息了,春天的氣息清新地拂向大地,太陽升起了。

 

閱讀:

Leonid Andreyev在古騰堡:

http://www.gutenberg.org/ebooks/author/1871

 

文原載於報導者:

https://www.twreporter.org/a/bookreview-leonid-andreye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