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時候,常會聽到用「含金量」來形容某樣非常超值的東西,有時,它也會被用在一篇文章、一場座談,或者,一本書。《盛會不歇》是這樣的一本書,它在講什麼?它在談在一段最屈辱的年代裡,所迸發的璀璨光芒:納粹統治下的巴黎文化生活。

作者艾倫.萊丁(Alan Riding)是英國記者、作家,曾被倫敦《泰晤士報》先後派往巴黎、馬德里、里約熱內盧和墨西哥市擔任辦事處主任,而後轉任《紐約時報》駐歐洲特派員,負責文化新聞的採訪和報導。在前言,他提到寫作這本書的起因:
「我在一九七O、八O年代擔任記者時,曾報導拉丁美洲軍政府的種種暴行,此後,我便對那些生活在暴政下的藝術家和作家回應政治與社會的方式,產生濃厚的興趣。」(頁7)

二戰結束之後,法國臨時政府曾經就巴黎被德軍佔領期間,支持納粹政權或支持納粹的傀儡的人予以處罰,然而,「通敵叛國」的判定,卻沒有一個清晰明確的標準。「是否在德國占領時期繼續工作就是通敵合作?是否作家應該為本身的主張所犯下的『罪行』接受制裁?是否有天賦的畫家、音樂家和演員一該成為民眾在倫理道德上的表率?」(頁8)

Riding在詢問這些問題的同時,我也想起我們這個島嶼上的歷史。而為了寫作這本書,Riding拜訪了見證這個時期的藝術家、作家及相關領域的人士。他們有許多,都已經高達八十幾歲,或者更年長。也就是說,如果,再更晚一點,再去梳理這個時期的歷史,那麼,就只能是從二手資料了。

你是否,也想到了,在這個島上曾經經歷過苦難年代的人們,也逐漸凋零,只剩他們的後代,以及史料能夠參考了。

時間的切分點,是一九四O年六月十四日,納粹德軍一口氣攻入巴黎,短短幾個星期內,已經掌控法國。這時期的法國,還沒有從一戰的創傷裡恢復,而歐洲,在兩次戰爭中,也呈現一片黯淡的情景,不要說民聲凋敝,「藝術與知識的自由已漸次在歐洲各地消失」(頁13)。但巴黎,是個例外。

這個例外,是來自歐洲各地的藝術創作者所造就的,這個例外,也是巴黎這個毫無保留接受一切的城市所造就的,多麼奇異的組合,而Riding,就是以二戰之間的巴黎藝術狀況作為前景,在〈角色登台〉裡,介紹了許多在這段時期熠熠生輝的、各類型藝術領域的藝術家:文學、舞蹈、電影、戲劇等等。交織在這些藝術家的活動裡的,是未曾停歇的政治活動,右翼、極右翼與左翼的拉扯,共產與極權的勃興……

現今,當歐洲極右翼再度聚起時,許多人會回想起二戰之間的這一段時期,不是沒有原因的:「一九三O年代中期,極右派的勢力已明顯地增強,相關團體都在名稱上冠以『聯盟』(ligue)一詞,而且還鎖定大學生作為吸收對象[…] 在拉丁區的索邦大學裡,由於大多數學生的支持法西斯主義,因此,政治路線已經確定。」(頁36)

當時,大學校園多為強硬的右派所掌握。

我想,你開始會很好奇,媒體的反應如何?文化界呢?藝術界呢?

每一個時代,或許會有不同的社會條件、政治背景、國際情勢,但是,Riding這本書,在描述藝術家的選擇與處境時,他能讓我思考的事情是,抵抗,或合作的邊界,有時候沒有我們想得如此明確;此外,要如何抵抗,或如何合作,這件事情,也不是明確地寫下守則與規則,便能夠達到。

在這本書裡的許多藝術家、創作者,甚至出版社等等,你都會發現,他們在這段時期裡,也都「被迫」做了一些選擇。

這本書的寫法大約每章依照線性時間推進,在每章裡散落著講述因為政治因素而影響到各類型藝術的狀況,譬如〈來跳舞吧〉這章,在德占領初期,比較嚴重的是反猶太法案。它的影響不只是民生、經濟活動,也包括藝術、文學界,像是沒收法國猶太收藏家及畫商手上的藝術品;包括德政府公布禁書目錄,當時的出版社,不得出版任何法國與德國的禁書,還要簽切結書。

你說,他們簽了嘛?

在閱讀這本書的過程裡,我想起一件往事:小時候因為臺灣宣傳反共抗俄的關係,我一直以為,俄國在蘇聯時期是荒土一片,黑暗無邊,直到我到莫斯科唸書,「蘇聯文學」是研究生的必修課時,我才發現,知識的封閉、單一、無知,比那些宣傳著暴政、極權如何可怕的,還要可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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