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時候，常會聽到用「含金量」來形容某樣非常超值的東西，有時，它也會被用在一篇文章、一場座談，或者，一本書。《盛會不歇》是這樣的一本書，它在講什麼？它在談在一段最屈辱的年代裡，所迸發的璀璨光芒：納粹統治下的巴黎文化生活。
作者艾倫．萊丁（Alan Riding）是英國記者、作家，曾被倫敦《泰晤士報》先後派往巴黎、馬德里、里約熱內盧和墨西哥市擔任辦事處主任，而後轉任《紐約時報》駐歐洲特派員，負責文化新聞的採訪和報導。在前言，他提到寫作這本書的起因：
「我在一九七Ｏ、八Ｏ年代擔任記者時，曾報導拉丁美洲軍政府的種種暴行，此後，我便對那些生活在暴政下的藝術家和作家回應政治與社會的方式，產生濃厚的興趣。」（頁7）
二戰結束之後，法國臨時政府曾經就巴黎被德軍佔領期間，支持納粹政權或支持納粹的傀儡的人予以處罰，然而，「通敵叛國」的判定，卻沒有一個清晰明確的標準。「是否在德國占領時期繼續工作就是通敵合作？是否作家應該為本身的主張所犯下的『罪行』接受制裁？是否有天賦的畫家、音樂家和演員一該成為民眾在倫理道德上的表率？」（頁8）
Riding在詢問這些問題的同時，我也想起我們這個島嶼上的歷史。而為了寫作這本書，Riding拜訪了見證這個時期的藝術家、作家及相關領域的人士。他們有許多，都已經高達八十幾歲，或者更年長。也就是說，如果，再更晚一點，再去梳理這個時期的歷史，那麼，就只能是從二手資料了。
你是否，也想到了，在這個島上曾經經歷過苦難年代的人們，也逐漸凋零，只剩他們的後代，以及史料能夠參考了。
時間的切分點，是一九四Ｏ年六月十四日，納粹德軍一口氣攻入巴黎，短短幾個星期內，已經掌控法國。這時期的法國，還沒有從一戰的創傷裡恢復，而歐洲，在兩次戰爭中，也呈現一片黯淡的情景，不要說民聲凋敝，「藝術與知識的自由已漸次在歐洲各地消失」（頁13）。但巴黎，是個例外。
這個例外，是來自歐洲各地的藝術創作者所造就的，這個例外，也是巴黎這個毫無保留接受一切的城市所造就的，多麼奇異的組合，而Riding，就是以二戰之間的巴黎藝術狀況作為前景，在〈角色登台〉裡，介紹了許多在這段時期熠熠生輝的、各類型藝術領域的藝術家：文學、舞蹈、電影、戲劇等等。交織在這些藝術家的活動裡的，是未曾停歇的政治活動，右翼、極右翼與左翼的拉扯，共產與極權的勃興……
現今，當歐洲極右翼再度聚起時，許多人會回想起二戰之間的這一段時期，不是沒有原因的：「一九三Ｏ年代中期，極右派的勢力已明顯地增強，相關團體都在名稱上冠以『聯盟』（ligue）一詞，而且還鎖定大學生作為吸收對象[…] 在拉丁區的索邦大學裡，由於大多數學生的支持法西斯主義，因此，政治路線已經確定。」（頁36）
當時，大學校園多為強硬的右派所掌握。
我想，你開始會很好奇，媒體的反應如何？文化界呢？藝術界呢？
每一個時代，或許會有不同的社會條件、政治背景、國際情勢，但是，Riding這本書，在描述藝術家的選擇與處境時，他能讓我思考的事情是，抵抗，或合作的邊界，有時候沒有我們想得如此明確；此外，要如何抵抗，或如何合作，這件事情，也不是明確地寫下守則與規則，便能夠達到。
在這本書裡的許多藝術家、創作者，甚至出版社等等，你都會發現，他們在這段時期裡，也都「被迫」做了一些選擇。
這本書的寫法大約每章依照線性時間推進，在每章裡散落著講述因為政治因素而影響到各類型藝術的狀況，譬如〈來跳舞吧〉這章，在德占領初期，比較嚴重的是反猶太法案。它的影響不只是民生、經濟活動，也包括藝術、文學界，像是沒收法國猶太收藏家及畫商手上的藝術品；包括德政府公布禁書目錄，當時的出版社，不得出版任何法國與德國的禁書，還要簽切結書。
你說，他們簽了嘛？
在閱讀這本書的過程裡，我想起一件往事：小時候因為臺灣宣傳反共抗俄的關係，我一直以為，俄國在蘇聯時期是荒土一片，黑暗無邊，直到我到莫斯科唸書，「蘇聯文學」是研究生的必修課時，我才發現，知識的封閉、單一、無知，比那些宣傳著暴政、極權如何可怕的，還要可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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